奥斯曼帝国：此“大国”非彼“大国”
电视片《大国崛起》热播，引起了很多的议论，这是近年来一个意义很大的文化事件。什么是大国？我们要追求做一个怎么样的大国？很多中国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从电视片对大国的选择来讲，有不少耐人寻味的视角。比如说，古往今来有很多大国，动不动就横跨欧亚非，金戈铁马。但是电视片《大国崛起》并没有选择这些历史上的大国。我的理解是，它是想把大国崛起置于一个近现代化的视野中来考察，因此并没有把古代的军事大国放入视野中。
但是在近现代视野中，有些国家究竟算不算大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在近代化的开端时期，在欧亚非三大洲，当时就崛起过一个很大的大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几乎和《大国崛起》中反映比较多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是同时的。而且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廷，在传统的欧洲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的标志。
但现在的历史书，把中世纪和近代理解为社会形态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把分界线定在英国革命。但是按照欧洲的传统观念，当时没有这个社会形态演变的概念。在欧洲传统史学中，所谓中世纪指的是拜占廷被土耳其人攻陷以前。拜占廷的陷落和新大陆的发现，是近代的开始，是中世纪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非常重大的，而且自从拜占廷陷落，一直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最厉害的时候，军队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占领了整个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的很大一片地方，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中描写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上霸权，和奥斯曼的陆上霸权，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东西。但是在《大国崛起》中谈到了西、葡、荷，而没有谈土耳其。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因为编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本质上和前近代的这些军事帝国的扩张没有什么两样，基本上是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那样一种传统军事帝国的类型，而没有西、葡、荷这些国家崛起的那种的近代意义。不过这种区别对土耳其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来讲，意义的确是非常重大。而对于被征服的人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别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中国人当年被传统的蒙古军队屠杀，后来被所谓现代的日本军队屠杀，美洲的原住民在近代的殖民过程中，由于受到外来的那种压力而皈依基督教，和以前波斯、中亚、巴尔干这些原住民，由于阿拉伯、奥斯曼的扩张而伊斯兰化，至少在当时对被征服者而言，应该说都是悲剧。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的大国呢？西、葡、荷等是近代的大国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不同。一个在于立国之“制”对世界、后世的影响。说得简单一点，是对现代性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所体现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在于这种大国崛起中，国与民的关系，首先是指和本国人民的关系。很多人说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被征服者、被侵略者受到了很大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深有体会。但是在传统军事帝国的扩张中，这种情况也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并不是近代和传统的区别。近代殖民扩张有很多横行霸道的事实，古代的军事帝国扩张，这种事实一点也不少，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强权政治自古以来就有，不是近代才有的。
荷兰：如何“崛起”？
在大国崛起中，本国人民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国家处于大扩张时期。历史上很多例子说明，在以国民为本位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扩张国民能够得到好处，国家停止扩张国民仍然能够得到好处。因此，所谓大国的兴衰，就绝不仅仅是版图的大小、武力的强弱，最本质的是老百姓的权利、福利、利益能够得到多大的增进。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中列举的大国就挺有意思。比如说很多议论者提出，《大国崛起》中讲的这些国家，有一些无论从武力讲，还是从国家的版图讲，你很难说它是大国。比如荷兰就本土而言一直是小国，从来也不是大国。有人说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土也是很小，但是有很庞大的殖民地，可是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荷兰也很难算得上一个大国。荷兰虽然进行过海外扩张，但规模其实有限。荷兰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殖民地，就是荷属中印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尼。当然历史上它也占领过一些地方，但是能够稳定占领的，只有一些很小，而且没有太大意义的地方，比如说荷属安的列斯、荷属圭亚那等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不点。
我们说荷兰有海上霸权，但是主要是指商业霸权，就打仗而言荷兰人其实很不行。这一点中国人深有体会，因为当年就是中国人的一支以商人为主体的反政府武装，郑成功的海上商团，以海上商业势力为基础的这么一支武力，打败了荷兰。郑成功的军队当时算不算强大呢？其实并不算，他在大陆上站不住脚。他当时之所以进军台湾，就是因为在大陆上跟清朝的作战受到重大的挫败，基地只剩下金门、厦门，而且已经是岌岌可危。但是这么一支在大陆上屡战屡败的军队，在海上把荷兰打败了。
荷兰在东亚败给郑成功，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今天的纽约，最早的名字是叫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荷兰败给了英国，很快变成了新约克（纽约）。要说荷兰是大国，当不是在军事意义上，更不是在领土和人口意义上。荷兰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国家，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很强的祖国意识。荷兰移民跑到一个地方，往往没有多少的祖国观念。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跑到非洲的荷兰人，不久就自称自己是“非洲人”，语言是“非洲语”（我们译为阿非利卡人，连语言也号称阿非利卡语，而不叫荷兰语）。他们实际上是荷兰裔南非人，别人把他们叫做“布尔人”。最近中国养羊业有“布尔山羊”，是很有名的品种，就是这些“布尔人”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从来不说自己是荷兰人，他们到了南非之后不久就脱离母国独立建国，后来英国人打他们，发生了很有名的“英布战争”，布尔人和英国人相比，显然非常弱小，但是他们比较团结，他们以游击战的方式，把英国人收拾的够呛，当然最后也是被英国人打败了。说起来也很奇怪，虽然布尔人被打败了，而且布尔国家也从此灭亡了，但布尔人在英属的南非，一直当家作主，后来在南非也依然如此。布尔人的势力一直很强大，英裔南非人反而势力比较弱小。
这里我要插一句，也正是因为这样，英裔南非人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比较进步，比较倾向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坚持种族隔离制度最厉害的就是布尔人。或者用布尔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阿非利卡人”。现在的一些历史书把“英布战争”解释为英国和荷兰争夺南非的帝国主义战争，我觉得这个提法有一点莫名其妙。可以说是英国争夺南非，但是荷兰并没有来争夺南非。只有一帮荷兰人在南非跟英国人打仗，但是这些荷兰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荷兰国籍的，他们根本就是阿非利卡人。
无论从本土还是从势力范围而言，荷兰都称不上是大国。但是毫无疑问，荷兰当时无疑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国家，而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仅荷兰人创造的一些制度诸如股份公司、联省共和等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其商业势力无远弗届，而且文化影响力也曾经在世界上风头强健，以至于在日本“兰学”曾长期成为西学和一切近代知识的代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古代中国人对“蛮夷”国名的翻译，往往是被认为爱用比较贬义的词，但是到了近代，有了一些好词出现，像英国、美国、德国等等都是一些比较褒义的译法。有人说在明代就有比较褒义的提法，就是指荷兰。其实荷兰这个译法，明朝人没这么说的，明史中也没有荷兰这个名字，而是叫做“红毛国”。真正称荷兰的是日本人，还有后来的清朝人。清政府曾经跟荷兰联手打郑成功。如果今天说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清政府显然就是勾结外国镇压民族英雄的反动政权。荷兰人当时是郑成功的敌人，却是清朝的盟友，因此清朝从日本人那里把荷兰这个听起来很美的名字，荷花、兰花，引进了汉语中。
荷兰在当时世界的影响力很大，以至于日本把荷兰当作西方的代名词。按照《大国崛起》的说法，英荷战争之后，荷兰的霸权就结束了。但是今天的荷兰仍然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仍然让世人称羡，而荷兰人的国家与民族自豪感一点也不亚于当年。我就要问，荷兰当年在什么意义上崛起为大国呢？今天的荷兰是不是就算是衰落了呢？
瑞典：在波尔塔瓦战役后“衰落”？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国家《大国崛起》里没有提及，比如北欧国家瑞典。
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瑞典非常强大，在当时的欧洲可能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不相上下，曾经数次将俄罗斯打败，最后被俄罗斯打败。在这一段时间，瑞典打败过欧洲的很多强国，包括波兰、丹麦，以及德国的很多大诸侯：奥地利、普鲁士等等。那时波罗的海被称为瑞典湖，因为整个波罗的海被瑞典征服。瑞典军队曾经直逼莫斯科，变波兰为他的附庸，干预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横扫欧亚，和彼得大帝决战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在这里被打败了。
1708年波尔塔瓦战败，因离本土太远，国王无法逃回瑞典，就近逃到土耳其了。战后签订的和约使瑞典丧师失地，霸权彻底崩溃，而且从此再没有恢复。
波尔塔瓦战役之前，瑞典的军事政治势力很大，不但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但是当时瑞典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波尔塔瓦战役之后，瑞典在世界文明的地位才真正的崛起。战败后的瑞典废除了专制制度，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时代”，建立了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均居欧洲前列的宪政民主制度。
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是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我认为，对殖民地的掠夺的确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很多近代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殖民地，包括美国在内，瑞典当然也是。
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后，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他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现在甚至超过英美，是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独步全球，世界上共同富裕的国家没有谁比瑞典更具有样板作用。“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社会主义模式，先是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样板。在苏联崩溃后又成了全球几乎唯一尚有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样板，“言必称瑞典”成了各国左派的美谈。文化教育更是昌明，主要由瑞典人评出的诺贝尔奖在数学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世界最高荣誉。
现在瑞典有没有人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之前的伟大国王的光荣呢？当然也有，但不多。今天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岂是当年的臣民可以比较的！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即使在国家所谓衰落时期，他们的国民仍然是有尊严的。瑞典和荷兰作为霸权而言，都衰落了，但国民昂然挺立！
秦国：国“崛起”，民“跪下”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其中也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强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强大可以增进国民的尊严。但是我这里说的是很多情况下，不是一切情况下。在有些情况下，国家的强大不仅不能带来国民的尊严，反而带来的是国民的屈辱。
我要举的一个例子，最近播了很多帝王剧，正在热播的就是《秦始皇》。秦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国，唐人在唐诗中曾经有一句话，“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我们不妨看看秦人是怎么评价自己的，秦国有没有反对派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这里列举的不是反对派，而是那些强秦的理论家们，完全是官方人士，他们是怎么论证秦国的强大和老百姓的地位。秦国的强大得益于商鞅变法，以前的历史书对商鞅变法的评价非常高，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秦始皇统一全国，靠的是法家理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商鞅和韩非代表着使秦国强大的官方理论、正统理论，也可以说是秦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不是什么反对派的言论，这完全是他们正式的说法。
《大国崛起》播出之后，我看到一些文章，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不是一种好东西，为什么呢？民主制度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因为西方人侵略成性，他们为了对外征服，所以他们本族人要团结起来，所以搞了一个民主制度，对本国人很好，但是对外族人很坏。说中国正好相反，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搞对于征服，因此不需要民主制度。我们可以对自己人坏一些，因为我们不想征服别人，所以我们不太在乎给自己人一些好处，团结起来征服外国，中国人没有这种传统。秦始皇的制度后来被认为比民主更人道，因为民主虽然对国内人不错，但是对国外人很糟糕。而我们国家以前这套制度，好像是对本国人不怎么样，但是在全世界是一个和平的样本。西方人为了征服外部，需要在内部搞民主的说法我觉得其实是不成立的。希腊罗马他们当然也有对外征服，但是对外征服并不一定需要就要搞民主，比如说波斯帝国。搞民主的基本动力还是来自国内，并不是来自国外。
可是你看看《韩非子》和《商君书》就知道，为什么要强调强国呢？就是要穷兵黩武、对外扩张。《商君书》据说是商鞅写的，现在一般认为它有些篇章可能是出自商鞅的手，其他可能是出自商鞅的后学。《商君书》和《韩非子》，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读一下，那的确是千古奇书，只读四书五经很难了解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不读《商君书》和《韩非子》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传统。
秦国的统治者、秦国当局，怎么总结自己的强大？《商君书》有一章就叫《弱民》，公然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国家要强大、要对外征服，首先要把自己的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商鞅说你连本国的百姓都收拾不住，你还能征服外地吗？《商君书》有一句话，“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百姓就几乎成为他们的敌人。《商君书》明确说，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得益，一定要把人民踩在脚下，这赤裸裸的话，让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商鞅的确够狠的，一点也不掩饰。他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因此他认为为了“制民”绝不能心慈手软，你越仁慈老百姓越会造反。他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为了“胜民”绝不能让百姓聪明起来。从商鞅到韩非一再讲，强国之道就在于愚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要百姓蠢一塌糊涂，就只会交粮纳税，别的一概不懂。“民愚，则知可以王”，百姓都愚蠢，我比他们聪明，就可以当王，如果他们都聪明了，那就不好办了。
强国就要弱民，为了弱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商鞅说“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只要衣食有余，他们就不会努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商鞅还有一句话，“足民何可以为治”，百姓只有穷的一塌糊涂，才会希望国家来救他们，如果他们都富了，还稀罕你吗？他认为，国家要强大，就要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百姓家里没有积粮，所有的粮食都存在王那里。同时还要有一套很严酷的户籍制度，“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最后他自己就死在这套制度上，商鞅逃亡时要住旅店，旅店的老板说必须要有证明，随意接待没有证明的人会受牵连，于是商鞅长叹一口气，说这是作法自毙，最后他被抓住五马分尸了。商鞅死了，但是他的这套制度还是，不说是永垂不朽，至少还是维持了很长时间。
如此“强国”，非民所望
《商君书》就明着说，百姓都是一些贱骨头，千万不能让他们好过。如果满足了百姓的愿望，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他们富起来，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穷困潦倒他们才会卖力，也就是“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说人民必须屈辱，才知道大人的尊贵；必须卑贱，才懂得当官的厉害；必须贫困，才会为赏赐而卖命。就是“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要“富国强兵”，必须让百姓沉沦在辱、弱、贫、愚之中。
这样的强国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书，往往有一种一元化的判断，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在一切方面都会强。比如，秦国在军事上的确很厉害，就说他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一定不错，就说秦征服六国是有经济基础的，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经济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经济是有所改善，但是一直到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在整个华夏，秦的经济水平仍然是很落后的。以往的历史书对此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可能产生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而量其富，什居其六。”但是这几十年来，研究经济史、地理、历史的很多学者指出，司马迁这话是一个文学家的语言，不是当时的历史现实。根据《史记》、《汉书》以及秦汉时代各郡国数据的分析，那个时候司马迁所讲的关中，是包括战国时期全部秦故地的大关中，面积的确约占秦末汉初天下疆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其人口，即使在西汉时期多次移民，人口比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也仅占不到17%，即使如此，其经济仍不能自给。而关东的魏、赵、韩、齐故地面积仅占11.4%，人口却占到60%，而且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还有大量纺织品与其他手工业从关东输入关中。其实秦的经济是很落后的，秦的老百姓是很穷的。当然他穷兵黩武，军队确实很厉害。
秦的经济落后，政治更是苛暴。商鞅、韩非这些人，我看有中国古今历史上很罕见的坦率。商鞅公然说，为政者，就是要让百姓不愉快，就是要专门做老百姓痛恨的事，而绝不做百姓高兴的事，这样国家才会强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越是压迫老百姓，国家越强大，越是顺从老百姓，国家越弱。按照他的逻辑，那真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
我想古今中外的专制者，这样想的人并不少，但是敢于赤裸裸这么说的人，商鞅、韩非可能是最肆无忌惮的。因此，秦国虽然强大，秦国人民的日子能好过的了吗？在这里我就不列举暴秦苛政的具体例子了，我们只需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统治者如果宣称要使老百姓富裕幸福，他实际上能否做到确实很难说。而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公然说，我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把百姓踩在脚下，“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我的统治就是要让百姓辱、弱、贫、愚，就是要做百姓痛恨的事，你奈我何！那么百姓的苦难还用怀疑吗？盛夸“强秦”造福于人民的谬说，实在用不着谁来反驳，商鞅、韩非这些强秦理论家自己就是最有力的反驳者。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最近有一部历史剧，主题歌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我看了之后真是哑然失笑。我相信不相信不要紧，但是商鞅、韩非相信吗？他们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吗？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在某种制度下才是真理，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下那的确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民主就是靠选票，人家不选你，你就得不了天下，说白了就那么简单。如果在民主之下，不得人心者怎么可能得天下呢？民主条件下没有多数人的赞成你就没法执政，这恰恰就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理由。在法家制度下，他如果真的得了民心，何必要搞这么一套呢？明明白白的他就是知道老百姓是不高兴的，商鞅明确讲了，我就是不得民心，但是我偏偏就得了天下，你拿我怎么样？我是流氓我怕谁？
所以，在专制时代如果把这种善良愿望当做历史事实，不就成了“成者王侯败者贼”了吗？古代历史上几乎成为规律的“蛮族征服”现象，难道也是被征服人民（他们通常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人心所向”？这种历史观能成立吗？我觉得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好现象，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你要看看韩非、商鞅他们说的话，就可以很清楚，这些理论家从来不相信人民会拥护他们，而且从来不指望。韩非甚至将话说到这个地步，统治者你不要想别人喜欢你，也许你的老婆、孩子都会算计你。他说，你作为统治者，所有的人都是要算计你的，包括老婆孩子在内，但是你有本事，就是在所有人讨厌你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把所有人压的服服帖帖。哪怕你们都不高兴，但是我要让你们不敢反对，或者无法反对。首先是我能够垄断组织资源、摧毁民间认同，利用人性弱点等等，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面对这样的强秦，我们看到《商君书》和《韩非子》，会感到毛骨悚然。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作为一个弱国就会更好呢？我前面说过关东六国比秦国富，在和平时代关东六国人日子就是比秦国人好。但是你既然有强秦这样一个邻居，被打败苦难也非常深重。赵被秦国打败，几十万战俘被暴秦坑杀，致使举国尽哀，青壮男子幸存无几，孤儿寡妇之国真是苦海无边。所以暴秦的“强国弱民”之道固然可恶，关东诸国不知自强也堪为殷鉴，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倡“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列宁式立场，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太过火了。
在这种情况下，强国主义和弱国主义、国家崛起与衰落，对老百姓恐怕都未必是好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解状态，这个状态古代有不少人都很感叹。元人就有一首散曲，其中就提到国兴百姓苦、国亡百姓苦。要摆脱这种无奈，我们就应该明白，要追求国家利益，必须是真正国民的利益，而不能仅仅像商鞅说的一样，是统治者的利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应该没有错，但是前提是，权责是需要对应的，国家兴亡，匹夫首先要有权。所谓匹夫要有权，不是说大家都去当官，人人都有power恐怕不行，但是要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有right，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匹夫无权，那么结果是兴如秦、亡如赵，就像元曲所说一样，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匹夫有权，那么兴就像是英美，衰就像荷兰和瑞典，百姓都昂然挺立。
电视片《大国崛起》热播，引起了很多的议论，这是近年来一个意义很大的文化事件。什么是大国？我们要追求做一个怎么样的大国？很多中国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从电视片对大国的选择来讲，有不少耐人寻味的视角。比如说，古往今来有很多大国，动不动就横跨欧亚非，金戈铁马。但是电视片《大国崛起》并没有选择这些历史上的大国。我的理解是，它是想把大国崛起置于一个近现代化的视野中来考察，因此并没有把古代的军事大国放入视野中。
但是在近现代视野中，有些国家究竟算不算大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在近代化的开端时期，在欧亚非三大洲，当时就崛起过一个很大的大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几乎和《大国崛起》中反映比较多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是同时的。而且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廷，在传统的欧洲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的标志。
但现在的历史书，把中世纪和近代理解为社会形态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把分界线定在英国革命。但是按照欧洲的传统观念，当时没有这个社会形态演变的概念。在欧洲传统史学中，所谓中世纪指的是拜占廷被土耳其人攻陷以前。拜占廷的陷落和新大陆的发现，是近代的开始，是中世纪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非常重大的，而且自从拜占廷陷落，一直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最厉害的时候，军队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占领了整个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的很大一片地方，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中描写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上霸权，和奥斯曼的陆上霸权，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东西。但是在《大国崛起》中谈到了西、葡、荷，而没有谈土耳其。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因为编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本质上和前近代的这些军事帝国的扩张没有什么两样，基本上是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那样一种传统军事帝国的类型，而没有西、葡、荷这些国家崛起的那种的近代意义。不过这种区别对土耳其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来讲，意义的确是非常重大。而对于被征服的人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别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中国人当年被传统的蒙古军队屠杀，后来被所谓现代的日本军队屠杀，美洲的原住民在近代的殖民过程中，由于受到外来的那种压力而皈依基督教，和以前波斯、中亚、巴尔干这些原住民，由于阿拉伯、奥斯曼的扩张而伊斯兰化，至少在当时对被征服者而言，应该说都是悲剧。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的大国呢？西、葡、荷等是近代的大国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不同。一个在于立国之“制”对世界、后世的影响。说得简单一点，是对现代性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所体现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在于这种大国崛起中，国与民的关系，首先是指和本国人民的关系。很多人说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被征服者、被侵略者受到了很大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深有体会。但是在传统军事帝国的扩张中，这种情况也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并不是近代和传统的区别。近代殖民扩张有很多横行霸道的事实，古代的军事帝国扩张，这种事实一点也不少，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强权政治自古以来就有，不是近代才有的。
荷兰：如何“崛起”？
在大国崛起中，本国人民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国家处于大扩张时期。历史上很多例子说明，在以国民为本位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扩张国民能够得到好处，国家停止扩张国民仍然能够得到好处。因此，所谓大国的兴衰，就绝不仅仅是版图的大小、武力的强弱，最本质的是老百姓的权利、福利、利益能够得到多大的增进。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中列举的大国就挺有意思。比如说很多议论者提出，《大国崛起》中讲的这些国家，有一些无论从武力讲，还是从国家的版图讲，你很难说它是大国。比如荷兰就本土而言一直是小国，从来也不是大国。有人说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土也是很小，但是有很庞大的殖民地，可是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荷兰也很难算得上一个大国。荷兰虽然进行过海外扩张，但规模其实有限。荷兰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殖民地，就是荷属中印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尼。当然历史上它也占领过一些地方，但是能够稳定占领的，只有一些很小，而且没有太大意义的地方，比如说荷属安的列斯、荷属圭亚那等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不点。
我们说荷兰有海上霸权，但是主要是指商业霸权，就打仗而言荷兰人其实很不行。这一点中国人深有体会，因为当年就是中国人的一支以商人为主体的反政府武装，郑成功的海上商团，以海上商业势力为基础的这么一支武力，打败了荷兰。郑成功的军队当时算不算强大呢？其实并不算，他在大陆上站不住脚。他当时之所以进军台湾，就是因为在大陆上跟清朝的作战受到重大的挫败，基地只剩下金门、厦门，而且已经是岌岌可危。但是这么一支在大陆上屡战屡败的军队，在海上把荷兰打败了。
荷兰在东亚败给郑成功，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今天的纽约，最早的名字是叫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荷兰败给了英国，很快变成了新约克（纽约）。要说荷兰是大国，当不是在军事意义上，更不是在领土和人口意义上。荷兰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国家，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很强的祖国意识。荷兰移民跑到一个地方，往往没有多少的祖国观念。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跑到非洲的荷兰人，不久就自称自己是“非洲人”，语言是“非洲语”（我们译为阿非利卡人，连语言也号称阿非利卡语，而不叫荷兰语）。他们实际上是荷兰裔南非人，别人把他们叫做“布尔人”。最近中国养羊业有“布尔山羊”，是很有名的品种，就是这些“布尔人”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从来不说自己是荷兰人，他们到了南非之后不久就脱离母国独立建国，后来英国人打他们，发生了很有名的“英布战争”，布尔人和英国人相比，显然非常弱小，但是他们比较团结，他们以游击战的方式，把英国人收拾的够呛，当然最后也是被英国人打败了。说起来也很奇怪，虽然布尔人被打败了，而且布尔国家也从此灭亡了，但布尔人在英属的南非，一直当家作主，后来在南非也依然如此。布尔人的势力一直很强大，英裔南非人反而势力比较弱小。
这里我要插一句，也正是因为这样，英裔南非人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比较进步，比较倾向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坚持种族隔离制度最厉害的就是布尔人。或者用布尔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阿非利卡人”。现在的一些历史书把“英布战争”解释为英国和荷兰争夺南非的帝国主义战争，我觉得这个提法有一点莫名其妙。可以说是英国争夺南非，但是荷兰并没有来争夺南非。只有一帮荷兰人在南非跟英国人打仗，但是这些荷兰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荷兰国籍的，他们根本就是阿非利卡人。
无论从本土还是从势力范围而言，荷兰都称不上是大国。但是毫无疑问，荷兰当时无疑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国家，而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仅荷兰人创造的一些制度诸如股份公司、联省共和等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其商业势力无远弗届，而且文化影响力也曾经在世界上风头强健，以至于在日本“兰学”曾长期成为西学和一切近代知识的代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古代中国人对“蛮夷”国名的翻译，往往是被认为爱用比较贬义的词，但是到了近代，有了一些好词出现，像英国、美国、德国等等都是一些比较褒义的译法。有人说在明代就有比较褒义的提法，就是指荷兰。其实荷兰这个译法，明朝人没这么说的，明史中也没有荷兰这个名字，而是叫做“红毛国”。真正称荷兰的是日本人，还有后来的清朝人。清政府曾经跟荷兰联手打郑成功。如果今天说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清政府显然就是勾结外国镇压民族英雄的反动政权。荷兰人当时是郑成功的敌人，却是清朝的盟友，因此清朝从日本人那里把荷兰这个听起来很美的名字，荷花、兰花，引进了汉语中。
荷兰在当时世界的影响力很大，以至于日本把荷兰当作西方的代名词。按照《大国崛起》的说法，英荷战争之后，荷兰的霸权就结束了。但是今天的荷兰仍然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仍然让世人称羡，而荷兰人的国家与民族自豪感一点也不亚于当年。我就要问，荷兰当年在什么意义上崛起为大国呢？今天的荷兰是不是就算是衰落了呢？
瑞典：在波尔塔瓦战役后“衰落”？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国家《大国崛起》里没有提及，比如北欧国家瑞典。
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瑞典非常强大，在当时的欧洲可能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不相上下，曾经数次将俄罗斯打败，最后被俄罗斯打败。在这一段时间，瑞典打败过欧洲的很多强国，包括波兰、丹麦，以及德国的很多大诸侯：奥地利、普鲁士等等。那时波罗的海被称为瑞典湖，因为整个波罗的海被瑞典征服。瑞典军队曾经直逼莫斯科，变波兰为他的附庸，干预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横扫欧亚，和彼得大帝决战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在这里被打败了。
1708年波尔塔瓦战败，因离本土太远，国王无法逃回瑞典，就近逃到土耳其了。战后签订的和约使瑞典丧师失地，霸权彻底崩溃，而且从此再没有恢复。
波尔塔瓦战役之前，瑞典的军事政治势力很大，不但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但是当时瑞典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波尔塔瓦战役之后，瑞典在世界文明的地位才真正的崛起。战败后的瑞典废除了专制制度，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时代”，建立了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均居欧洲前列的宪政民主制度。
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是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我认为，对殖民地的掠夺的确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很多近代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殖民地，包括美国在内，瑞典当然也是。
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后，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他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现在甚至超过英美，是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独步全球，世界上共同富裕的国家没有谁比瑞典更具有样板作用。“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社会主义模式，先是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样板。在苏联崩溃后又成了全球几乎唯一尚有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样板，“言必称瑞典”成了各国左派的美谈。文化教育更是昌明，主要由瑞典人评出的诺贝尔奖在数学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世界最高荣誉。
现在瑞典有没有人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之前的伟大国王的光荣呢？当然也有，但不多。今天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岂是当年的臣民可以比较的！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即使在国家所谓衰落时期，他们的国民仍然是有尊严的。瑞典和荷兰作为霸权而言，都衰落了，但国民昂然挺立！
秦国：国“崛起”，民“跪下”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其中也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强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强大可以增进国民的尊严。但是我这里说的是很多情况下，不是一切情况下。在有些情况下，国家的强大不仅不能带来国民的尊严，反而带来的是国民的屈辱。
我要举的一个例子，最近播了很多帝王剧，正在热播的就是《秦始皇》。秦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国，唐人在唐诗中曾经有一句话，“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我们不妨看看秦人是怎么评价自己的，秦国有没有反对派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这里列举的不是反对派，而是那些强秦的理论家们，完全是官方人士，他们是怎么论证秦国的强大和老百姓的地位。秦国的强大得益于商鞅变法，以前的历史书对商鞅变法的评价非常高，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秦始皇统一全国，靠的是法家理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商鞅和韩非代表着使秦国强大的官方理论、正统理论，也可以说是秦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不是什么反对派的言论，这完全是他们正式的说法。
《大国崛起》播出之后，我看到一些文章，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不是一种好东西，为什么呢？民主制度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因为西方人侵略成性，他们为了对外征服，所以他们本族人要团结起来，所以搞了一个民主制度，对本国人很好，但是对外族人很坏。说中国正好相反，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搞对于征服，因此不需要民主制度。我们可以对自己人坏一些，因为我们不想征服别人，所以我们不太在乎给自己人一些好处，团结起来征服外国，中国人没有这种传统。秦始皇的制度后来被认为比民主更人道，因为民主虽然对国内人不错，但是对国外人很糟糕。而我们国家以前这套制度，好像是对本国人不怎么样，但是在全世界是一个和平的样本。西方人为了征服外部，需要在内部搞民主的说法我觉得其实是不成立的。希腊罗马他们当然也有对外征服，但是对外征服并不一定需要就要搞民主，比如说波斯帝国。搞民主的基本动力还是来自国内，并不是来自国外。
可是你看看《韩非子》和《商君书》就知道，为什么要强调强国呢？就是要穷兵黩武、对外扩张。《商君书》据说是商鞅写的，现在一般认为它有些篇章可能是出自商鞅的手，其他可能是出自商鞅的后学。《商君书》和《韩非子》，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读一下，那的确是千古奇书，只读四书五经很难了解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不读《商君书》和《韩非子》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传统。
秦国的统治者、秦国当局，怎么总结自己的强大？《商君书》有一章就叫《弱民》，公然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国家要强大、要对外征服，首先要把自己的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商鞅说你连本国的百姓都收拾不住，你还能征服外地吗？《商君书》有一句话，“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百姓就几乎成为他们的敌人。《商君书》明确说，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得益，一定要把人民踩在脚下，这赤裸裸的话，让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商鞅的确够狠的，一点也不掩饰。他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因此他认为为了“制民”绝不能心慈手软，你越仁慈老百姓越会造反。他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为了“胜民”绝不能让百姓聪明起来。从商鞅到韩非一再讲，强国之道就在于愚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要百姓蠢一塌糊涂，就只会交粮纳税，别的一概不懂。“民愚，则知可以王”，百姓都愚蠢，我比他们聪明，就可以当王，如果他们都聪明了，那就不好办了。
强国就要弱民，为了弱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商鞅说“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只要衣食有余，他们就不会努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商鞅还有一句话，“足民何可以为治”，百姓只有穷的一塌糊涂，才会希望国家来救他们，如果他们都富了，还稀罕你吗？他认为，国家要强大，就要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百姓家里没有积粮，所有的粮食都存在王那里。同时还要有一套很严酷的户籍制度，“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最后他自己就死在这套制度上，商鞅逃亡时要住旅店，旅店的老板说必须要有证明，随意接待没有证明的人会受牵连，于是商鞅长叹一口气，说这是作法自毙，最后他被抓住五马分尸了。商鞅死了，但是他的这套制度还是，不说是永垂不朽，至少还是维持了很长时间。
如此“强国”，非民所望
《商君书》就明着说，百姓都是一些贱骨头，千万不能让他们好过。如果满足了百姓的愿望，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他们富起来，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穷困潦倒他们才会卖力，也就是“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说人民必须屈辱，才知道大人的尊贵；必须卑贱，才懂得当官的厉害；必须贫困，才会为赏赐而卖命。就是“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要“富国强兵”，必须让百姓沉沦在辱、弱、贫、愚之中。
这样的强国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书，往往有一种一元化的判断，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在一切方面都会强。比如，秦国在军事上的确很厉害，就说他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一定不错，就说秦征服六国是有经济基础的，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经济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经济是有所改善，但是一直到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在整个华夏，秦的经济水平仍然是很落后的。以往的历史书对此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可能产生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而量其富，什居其六。”但是这几十年来，研究经济史、地理、历史的很多学者指出，司马迁这话是一个文学家的语言，不是当时的历史现实。根据《史记》、《汉书》以及秦汉时代各郡国数据的分析，那个时候司马迁所讲的关中，是包括战国时期全部秦故地的大关中，面积的确约占秦末汉初天下疆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其人口，即使在西汉时期多次移民，人口比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也仅占不到17%，即使如此，其经济仍不能自给。而关东的魏、赵、韩、齐故地面积仅占11.4%，人口却占到60%，而且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还有大量纺织品与其他手工业从关东输入关中。其实秦的经济是很落后的，秦的老百姓是很穷的。当然他穷兵黩武，军队确实很厉害。
秦的经济落后，政治更是苛暴。商鞅、韩非这些人，我看有中国古今历史上很罕见的坦率。商鞅公然说，为政者，就是要让百姓不愉快，就是要专门做老百姓痛恨的事，而绝不做百姓高兴的事，这样国家才会强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越是压迫老百姓，国家越强大，越是顺从老百姓，国家越弱。按照他的逻辑，那真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
我想古今中外的专制者，这样想的人并不少，但是敢于赤裸裸这么说的人，商鞅、韩非可能是最肆无忌惮的。因此，秦国虽然强大，秦国人民的日子能好过的了吗？在这里我就不列举暴秦苛政的具体例子了，我们只需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统治者如果宣称要使老百姓富裕幸福，他实际上能否做到确实很难说。而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公然说，我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把百姓踩在脚下，“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我的统治就是要让百姓辱、弱、贫、愚，就是要做百姓痛恨的事，你奈我何！那么百姓的苦难还用怀疑吗？盛夸“强秦”造福于人民的谬说，实在用不着谁来反驳，商鞅、韩非这些强秦理论家自己就是最有力的反驳者。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最近有一部历史剧，主题歌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我看了之后真是哑然失笑。我相信不相信不要紧，但是商鞅、韩非相信吗？他们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吗？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在某种制度下才是真理，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下那的确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民主就是靠选票，人家不选你，你就得不了天下，说白了就那么简单。如果在民主之下，不得人心者怎么可能得天下呢？民主条件下没有多数人的赞成你就没法执政，这恰恰就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理由。在法家制度下，他如果真的得了民心，何必要搞这么一套呢？明明白白的他就是知道老百姓是不高兴的，商鞅明确讲了，我就是不得民心，但是我偏偏就得了天下，你拿我怎么样？我是流氓我怕谁？
所以，在专制时代如果把这种善良愿望当做历史事实，不就成了“成者王侯败者贼”了吗？古代历史上几乎成为规律的“蛮族征服”现象，难道也是被征服人民（他们通常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人心所向”？这种历史观能成立吗？我觉得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好现象，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你要看看韩非、商鞅他们说的话，就可以很清楚，这些理论家从来不相信人民会拥护他们，而且从来不指望。韩非甚至将话说到这个地步，统治者你不要想别人喜欢你，也许你的老婆、孩子都会算计你。他说，你作为统治者，所有的人都是要算计你的，包括老婆孩子在内，但是你有本事，就是在所有人讨厌你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把所有人压的服服帖帖。哪怕你们都不高兴，但是我要让你们不敢反对，或者无法反对。首先是我能够垄断组织资源、摧毁民间认同，利用人性弱点等等，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面对这样的强秦，我们看到《商君书》和《韩非子》，会感到毛骨悚然。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作为一个弱国就会更好呢？我前面说过关东六国比秦国富，在和平时代关东六国人日子就是比秦国人好。但是你既然有强秦这样一个邻居，被打败苦难也非常深重。赵被秦国打败，几十万战俘被暴秦坑杀，致使举国尽哀，青壮男子幸存无几，孤儿寡妇之国真是苦海无边。所以暴秦的“强国弱民”之道固然可恶，关东诸国不知自强也堪为殷鉴，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倡“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列宁式立场，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太过火了。
在这种情况下，强国主义和弱国主义、国家崛起与衰落，对老百姓恐怕都未必是好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解状态，这个状态古代有不少人都很感叹。元人就有一首散曲，其中就提到国兴百姓苦、国亡百姓苦。要摆脱这种无奈，我们就应该明白，要追求国家利益，必须是真正国民的利益，而不能仅仅像商鞅说的一样，是统治者的利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应该没有错，但是前提是，权责是需要对应的，国家兴亡，匹夫首先要有权。所谓匹夫要有权，不是说大家都去当官，人人都有power恐怕不行，但是要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有right，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匹夫无权，那么结果是兴如秦、亡如赵，就像元曲所说一样，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匹夫有权，那么兴就像是英美，衰就像荷兰和瑞典，百姓都昂然挺立。